生是在父亲去世后第七天夜里悄悄回到石蛙溪的，与母亲相对抽泣了几声，到父亲坟头烧了些纸钱之后，就趁着夜色往回赶，根本就没跟祖父照面。
由于种种的不如意，年轻的共产党员有了一段时间的消沉。陶禄生表现和化解消沉是同一种形式，那就是户外散步。
散步一般在晴朗的黄昏进行。区政府和镇政府在陈家大院合署办公，只使用了庞大院落的一半，另一半做了镇小学的校舍。晚饭之后，陶禄生便从陈家大院出来，往夕照里的田野走去。有时他会走上陈家坟山，那里荒草萋萋，翠柏森森，夕阳余晖里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肃穆而荒凉的美。
他没有料到，会在散步途中遇到爱情。散过几次步后，有个年轻女子开始出现在他左右，她是他的下属，区公所新来的秘书，叫孙晓琼。有时，她似乎是半路上偶尔碰到他，有时，似乎是专在山坡上候着他。她总是陪伴他聊一会，走一会后，就静静地走开。她告诉他，她是他萸江中学的小学妹，虽然那时他不认识她——他只在那读了几个月书，且大多时间都没上课——可她和好多女同学一样，都崇拜他这个每次游行都站在最前列的学生领袖。
他们的交谈非常随意也非常融洽，仿佛并不存在地位身份的差异。有天傍晚，他们余兴未尽，便边说边往山下走。进陈家大院时，孙晓琼望着他的额头问：“陶区长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”若不是她提起，他早把在山上跌跤摔的口子忘掉了。他说，没事，已经结疤了。孙晓琼伸出手，情不自禁地在那疤痕上摸了一下。
温柔的抚摸使陶禄生心里动了一下，可是由于年轻男子固有的粗心，他没有意识到这是爱情的抚触，即使是最幸运的人，一生中可能也就有那么寥寥的几次。接下来的几次散步没有见到孙晓琼，她去县里了。他忽然就感到了孤独，感到这是有缺憾的傍晚。直到孙晓琼回来，他才又感到了踏实。这天傍晚他看到她散步去了，以为她会在路上等他，但是等他到了小路上，却没了她的踪影。不过，他看到路边有个干涸的泥凼，有人用棍子在泥凼里写了许多他的名字，还画了一颗被一支箭穿透的心。孙晓琼这种学生气十足的表达倒也直截了当，陶禄生恍然大悟，顿时心如兔跳。
两天后的下午，陶禄生以讨论一份材料提纲为名，把孙晓琼叫到他那间办公室兼卧室的厢房里。孙晓琼像做了坏事被擒获的孩子，红着脸垂着头坐在他面前。他很喜欢她，他要对她含蓄的表达作出回答。他应当真诚地感谢并且接受她纯洁无瑕的爱。然而，斟酌再三之后，他说出了一番事先并未打算说的话：“小孙，今天找你来，是有些想法想跟你交换。你晓得，新中国刚刚建立，百废待兴，斗争复杂，需要我们付出全部的精力。我觉得，作为一个革命青年，在这种时候，不应当过多考虑个人感情。不能让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感影响了工作。我们穿草鞋、吃粗粮，生活还相当艰苦，与那种浪漫的东西格格不入……”
孙晓琼红红的脸慢慢就白了，细密的牙齿咬着下唇，眼里噙了泪水，不待他说完，就起身道：“陶区长，您不用多说，我懂！任何时候，我都不会怠慢工作的，您放心，我再也不允许自己有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感。”说完，转身快步走出门外。
陶禄生自己也傻了，他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。也许是环境使其然，在这间屋子里，他没法忘记自己是个区长，才说了这些话。不过这些话并不是言不由衷的，它们均出自肺腑，问题是他肺腑里还有一些话要说，那些话定会让孙晓琼破涕为笑。可是孙晓琼误会了他，不让他说完就走了。陶禄生惘然若失，心想下次有机会再向她解释清楚吧。
殊不知，机会往往只给你一次，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。
这天陶禄生从青龙山下来，孙晓琼来他办公室，声音怯怯地道：“陶区长，我有件私事，可我不知当说不当说。”
陶禄生忙说：“有什么话你尽管说。”
孙晓琼顿了顿，说：“今天你不在的时候，耿县长来检查工作，跟我讨论了政务院颁布的《婚姻法》。”
陶禄生噢了一声，望着孙晓琼：“耿县长他有这个兴趣？”
孙晓琼说：“他兴致还很高，说这是妇女解放的标志，也是男人们追求幸福的保证，因为恋爱可以自由，婚姻也可以自主了。耿县长说他是包办婚姻，老婆比他大，又黑又丑，虽然儿女都有十几岁了，但他还是要自己的幸福。他说他要离婚，再跟自己的爱人结婚。他已经有了一个目标，说一结婚，就可以把她调到身边工作，亲自培养她。他问我，愿不愿意到县政府秘书科去工作？要我在三天内作决定，有了我的回答，他才回县里去。陶区长，你说我怎么办？”
陶禄生非常吃惊，脑子里一片混乱，仓促地道：“这事，只能由你自己做主。”
“我不晓得怎么办，你是我的领导，我请你帮我做主，我听你的。我也给你三天时间，你说怎么办，我就怎么办。”
孙晓琼丢下难题走了，陶禄生陷入苦恼的漩涡之中。他实在没有勇气作出决择，和顶头上司抗衡，是一件难以想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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